第五，GDP不能反映社会公正。它的取得，可以是合理分配的结果，也可以是不合理分配的结果。GDP核算有三种方法：一是生产法，由一、二、三产业增加值的总和来核算；二是收入法，用劳动者个人收入、国家税收、企业利润和折旧的总和来核算；三是支出法，用居民消费、政府消费、固定资本形成、存货增加、净出口的总和来核算。这三种核算都不反映贫富差距扩大还是缩小。

　　从上面这些可以看出来，把GDP作为政绩的考核标准，那就会鼓励人们以主要的精力去追逐GDP数量的增长，而不顾采取什么样的增长方式，不顾生态和环境的保护，不顾增长效益、效率和质量，不顾资源的配置方式，不顾社会的公正。它可以为了追逐短期利益而损害长远利益；可以是为民造福，也可以是给人民带来灾难。这都表明，把GDP作为政绩的考核标准，不能正确体现政府为人民谋福祉这一根本宗旨，甚至与这一宗旨相违背。

　　我们当然要抓生产，使GDP保持适当的增长，但我们绝不能为生产为生产，生产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生产的增长必须落实到为人民谋福祉这一根本立场上。考核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不应当看GDP增长多少，而应当是看生产的增长给人民带来多少利益。其衡量的标准应当是：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就业率的提高，居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居民享受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收入差距的缩小，环境状况的改善，社会治安状况的改善等等。只有把这些作为地方政府政绩的考核标准，才能促进地方政府转变职能，把主要注意力不是放在追逐GDP的扩大，而放在人民福祉的增进上。

　　在省及省以下各级政府不再设立GDP核算指标的同时，切实改变把GDP作为政绩考核标准这一既不科学又无明文规定的做法，已经是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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