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中央政府很难按照全国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进行宏观调控，因为省、地、县维护的不是全国的目标，而是自己地区的目标。这种目标又都是硬性的，层层下达，责任到人，限期完成，年终考核。地方政府是全国计划的执行者，地方政府的经济增长目标不让位于全国目标，全国目标必然让位于地方目标，使全国目标落空。

　　3.省、地、县制定的计划目标，是完全从自己地区的情况和利益考虑的，它不可能顾及其它地区；他们是以政府的任期作为制定计划的出发点，因此往往追求短期行为，而缺乏长远考虑。把31个省区市、333个地级区市、2862个县级的计划加在一起，那就不知道有多少重复建设、有多少经济的不合理性和盲目性。地区之间相互攀比GDP，在地区竞争中谁都不甘落后，这种非经济的因素更加剧了这种重复建设和经济的不合理性以及盲目性。条块分割、画地为牢、各自为战的体制，阻碍经济的区域联合，阻碍国家的经济一体化，不符合现代经济的发展潮流，不符合体制改革的方向。

　　既然我们国家已经确立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就应当按照《宪法》的要求，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十一五”期间，应当通过立法，强化中央制定的GDP 预期增长指标，弱化和淡化地区的GDP增长指标。否则，中央制定的GDP预期指标就完全失去意义。在国家统计局的季度和年度统计中，宜只作国家的GDP核算，省及省以下各级政府都不再设立GDP核算指标，以避免造成GDP核算上的混乱，并避免地区间相互攀比GDP。各级人民政府，必须按照《宪法》关于“都服从国务院”的规定，认真执行国务院发布的为保证全国规划的实现而加强宏观调控所采取的措施，做到令行禁止，维护中央宏观调控的权威性。“十五”期间一些地区不执行或不认真执行中央宏观调控措施，产生混乱，应引以为戒。下一个五年，应当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从根本上改变各地区条块分割、自成体系的规划体制，切实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使各类市场主体真正具有完全的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同时改革国家财税体制。要通过法律的形式对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作出规定，对各级政府的经济行为作出界定，并且对经济的稳定增长作出立法，以法治国。现在有些省已经实行省管县，把给地市的权力下放给县，以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如果在体制上不作出明确的规定，2800多个县都画地为牢、自求发展，全国不是“一盘棋”，而是上千盘棋，全国必将陷于一片混乱，而不可收拾。

　　从地区“十一五”规划引出的第三个思考：在实际工作中，以GDP作为政府政绩主要的考核标准，是造成政府追逐GDP和因此而发生的一切误导的重要根源。这种考核标准适应计划经济和粗放型增长方式，而不适应市场经济和集约型增长方式，因此也成为政府行政职能转变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以GDP作为政绩的考核标准，既无明文根据，也缺乏理智，怎么样把它改掉，用什么来代替GDP作为政府政绩的考核标准？

　　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一个根本不同点，是计划经济以政府为主导，按计划生产，以生产总值作为追逐的主要目标，而市场经济则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作为追逐的主要目标。这也是粗放型增长方式和集约型增长方式的分水岭。改革开放以来，生产企业已逐步转向以效益为中心，它们不再重视生产总值，转向重视销售总值、销售收入和企业利润，以利润作为主要考核指标。政府的转变则远远落后于企业的转变。一些地区为了追求本地区的经济快速增长，仍然强调生产总值的作用，不仅规定硬性的GDP增长目标，而且规定建设项目，以项目配置资源，引导和指挥企业实现政府的意图。GDP作为干部考核标准，国家并没有明文规定，但实际上已成为一种共同的准则。组织部门多次提出对此进行改变，实际没有改变得了。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入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和转变增长方式，必须切实改变在实际工作中这种以生产总值（GDP）作为政府官员政绩考核标准的做法。其理由是：

　　第一，GDP不能反映经济增长的方式。它的取得，可以是粗放型的增长，也可以是集约型的增长。“十五”期间地区之间，按同一增长比例计算的投资产出系数大不相同，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也大不相同，说明增长方式有很大的不同。但这都不能从GDP增长率中看得出来。因此，根据谁的增长率高就评定谁的成绩大而不计算投入产出账，这种评判不是糊涂评判吗？对于“十五”，多数地区只报GDP增长的账而不报投入产出账，这就使人们无法对之进行正确的评判。

　　第二，GDP不能反映经济增长的外部成本，即社会成本。例如，它的取得，可以来自保护生态和减少环境污染，也可以来自破坏生态和加剧环境污染。“十五”期间，有的地区生态和环境保护得好治理得好为人民造福，有些地区则生态破坏严重，大气污染、水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加剧，给社会和人民生活造成极大的危害，恢复生态和治理污染所花费的代价甚至会比创造的GDP要大。但这些都不能从GDP的增长率中看得出来。因此，根据谁的增长率高就评定谁的成绩大，而不问它对社会是造福还是造祸，同样是一种糊涂的评判。对于“十五”，多数地区只报GDP增长的账，而不报生态和环境变化的账，这就使人们失去对之进行正确评判的依据。

　　第三，GDP不能反映经济增长的效率、效益和质量。它的取得，可以是高效益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也可以是低效益低质量的产品和服务。高质量或低质量的产品都统计进GDP，但质量好的产品及时销售了出去，质量不好的产品因卖不出而进了仓库，积压了起来，有的要削价出卖，有的则要报废，这都无关GDP的统计。工业设备由于产品的质量不好，要不断地维修和更新；每次维修和更新都需要器材，都造成GDP的增加。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产品质量愈不好，产生的 GDP可能越多。“十五”期间建起的300立方米及以下的小高炉生产能力有1亿吨，建造起来要几百亿元人民币，这已经算进了GDP；“十一五”有的要淘汰，有的要改造，要改造的又要一笔投资，又创造了GDP。以GDP增速高低论短长，不是鼓励先进而是鼓励落后。

　　第四，GDP不能反映资源配置的方式和效率。它的取得，可以是市场配置资源，也可以是行政配置资源。市场配置资源，企业是主体，由企业根据市场需求安排生产和建设，其盈亏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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